离而不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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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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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协会

1994年离休前后，我被东北亚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促进会聘为副秘书长，主要负责我所熟悉的交际、联络和外语工作。

这是个民间组织，没有国家的“皇粮”供给，只能自力更生，绞尽脑汁筹钱来维持日常运作，有点像“下海”，但因为时间不长，充其量，我只是“在海边淌了淌水”。

本来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机构，开始时气势也很大，但可惜由于内部不团结和用人不当，终于烟消云散，甚为可惜。

随后，联合国协会为我提供了参与民间多边外交的平台，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孟加拉、荷兰等都建有联合国协会，彼此间经常互动。

2000年，杨冠群（左一）在日本举行的联合国东北亚合作研讨会主席台上发言留影。

开始时，我担任协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很多实际工作，出访过许多国家，单是日本就去了4次，也参加国内举行的各种会议、研讨会。

此外，我主持编写过《联合国知识手册》，也参与过“模拟联合国”活动，不同的高校大学生坐在一起，充当不同国家的代表，共同讨论联合国问题。虽然是模拟活动，但却是学生们了解国际事务运作的生动手段，我辅导过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代表队。

某次，清华大学的学生表现很出色，在模拟场上竟然把扮演中国代表队的那个大学队的提案打掉，通过他的议案。我只是告诉他们一般的程序和方法，操作时，我不在场。

后来，我仍然在联合国协会工作，当了十几年的常务理事，终于年老力衰，干不动了，从常务理事退了下来，做了一名理事，只是每年开理事会的时候到场而已。

写文著书

写文著书撑起了“余热”生活的另外半边天。我们这群老外交官创办了一个外交笔会，我也参加了，后来当上了理事。现在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挺自豪的。

闲暇时光，拿起拙笔一支，蹙眉构思也别有乐趣。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有些还被收录起来编成了小册子，偶尔翻看，成就感十足。

初期，我的文章和书侧重于外交政策、理论和业务分析，终究多年来没能走出外交的圈子。然而，通过参加研讨会、出国访问，总结外交实践，我对一些问题还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曾试图将它们凝聚成为一本书。结果送到了出版社却泥牛入海，可能内容太专、受众群太小是一方面，一本正经的话叙方式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想来想去，我琢磨出来一个办法——把观点揉进小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不就有意思了嘛！

这本小说名为《教主的诅咒》。毋庸置疑，这是我初试牛刀的作品，不论好坏，书若石沉大海，就违背了初衷。

2009年，作者出版的长篇外交题材小说《教主的诅咒》封面。

所以在新书发布会上，怀揣着让更多人走近这本作品的愿景，我站在一个老外交官与著书人的立场，激动地直抒胸臆：

“

在许多人眼里，外交是一个神秘和敏感的领域，因此，新中国外交官第一本政治小说的出现，就很自然成为一件新鲜事，引起各方的关注。

”

有朋友问我：“事先是否曾得到过什么启示？因为有的文艺作品是奉命而写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任何背景，是我自发写的。”

也有朋友说：这本小说写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说明我有“先见之明”。我的回答是：“不敢当，也不见得。”

说实在的，这本小说之所以能够出版，完全是被逼出来的，也是机缘的巧合。这怎么说呢？

近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国际多边前沿问题的理论研究。2004年前后，我曾想把有关的文章和演讲稿汇集成一本小集子出版。做了一些准备之后，便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但是都遭到了冷遇。

失望之余，我就转念：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吗?是否可以把理念和观点写成有生动情节、鲜活人物、知识性强、有点文采的小说，使出版社和读者更容易接受？

于是，根据近60年来我对西方国家的了解，特别是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工作时亲自经历的一次中等程度的经济危机为基础，我就动起手来，从我熟悉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基督教三个角度切入，编织我的故事。我的工作经历给了我信心，我相信丰富的外交实践和深入的理论准备是我写好这本小说十分有利的条件。

经过一番努力，2005年，我就完成了小说的2/3，取名《比尔日记》。有了这点底子，我就想试试运气，找了几家出版社，寄去部分书稿，请他们考虑出版，但他们都置若罔闻。虽然有些气馁，我还是下决心把小说写完，我认定：如果我的小说不能出版，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质量还不够好。

“天无绝人之路”，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我感到时机来临，便把小说中有关经济危机的部分——《盯住那只看不见的手》送给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连载，得到各方重视。

我受到了鼓舞，一方面，对小说做第三稿修改；另一方面，给十余家出版社写信，建议出版。但是出乎意料，响应者寥寥无几。我寻思，大概是因为国际问题太敏感，许多人对这个领域陌生，而本人又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因此谁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也可能出于市场经济效益的考虑，我对他们的犹豫表示理解。

一句话，没有出版社对我初期书稿的拒绝，把我逼上梁山，没有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给了我难得机遇，我的小说今天很可能还锁在抽屉里。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人民（东方）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高瞻远瞩，以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肯定和出版了我的小说。没有他们的大力扶持，我的小说今天不可能同读者见面。

《教主的诅咒》，书名听起来的确有点怪异，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这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说。小说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发挥个人积极性、繁荣经济和创造西方文明上的功勋，但是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它是造成生态破坏、泡沫经济、社会动荡和战争威胁的罪魁祸首。

这是一部反潮流的小说，笔者通过小说主人公所表述的理念和观点，同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有很大的差异。

譬如说，各国的专家和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将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社会的监管不力，而本人却认为西方的经济危机都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这并不是本人的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早就阐述过的基本原理，只是迷信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人们不愿承认和接受罢了。

这也是一部富有人情味的小说。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折射，笔者没有安排主人公板起面孔来说教，也不愿读者读起它来有嚼蜡的感觉。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活泼的对话和炽热、诙谐、睿智的描写，但愿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小说正面人物的忠贞、善良、耿直，反面人物的虚伪、暴虐、功利，以及广大底层群众的无助和绝望，也可望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愤慨。

我的小说只是扫了一下外围，还没有涉及外交斗争的实质。有鉴于此，我将这本小书定位为国际时事小说，寄希望于未来。我也清醒地看到：作为入门之作，小说在文学语言和故事的展开及衔接上还有明显的缺陷。为此，我衷心地邀请专家、学者和读者多加评论。正面意见我引以为勉，负面意见引以为训，我都看成是对本人的鞭策和爱护。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写政治小说的外交官，我完成了自己的宏愿。如今，我已然步入耄耋之年，不可能再有同样的冲动与激情了。32万字的长篇小说，谈不上鸿篇巨制，却已成为我毕生心血之作。

外交文学之谜

于我来说，写文著书有三怕：一怕出不了，二怕没人看，三怕看过后没反应。在我的内心深处，渴望听到发表意见的声音，乃至激烈的辩论声，哪怕你把我说得一钱不值都无大碍，至少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读者对我的作品产生了反响。反对的声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声音”。

后来，我的心境也发生了改变，回忆录写完后，我就转型写小说。人生短暂，多尝试、多经历、多体验，自然是好的。

创作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找对题目就是找到了全书的灵魂，妙的构思也非常重要。在创作时，观点、史实一定要真实，站得住脚，特别是回忆性质的话语或是评论的内容，一个不小心就会沦为笑柄。若是哪个作者把古巴当成欧洲国家来描述，或许我已然不好意思继续读下去了。总之，要避免低级错误。

我没有漂亮的文笔，无论手法或是语言，比起专业作家逊色了许多，但我相信审慎、严谨的态度与饱满的内容、观点，也会把书写得可读性更好些。

也许另值得一提的，是“外交文学”的提出。我先写了短文《外交官写小说如何？》，探了探路，继而于2011年提出了“外交文学”的概念。这个大胆的遐想的主要论点是：

1

外交笔会的老同志写了几千万字的作品，但鲜有反映外交人和外交事的小说、电影、电视。相形之下，几十年来兄弟部门的文学创作搞得轰轰烈烈，作品琳琅满目，形成各自的彰显品牌，如军旅文学、公安文学等，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外交领域不应是空白。

2

文学是精神产品最有影响力、受众最多、最容易被接受，是有效地宣传、影响群众，激励和提高干部的重要手段。百万外交、外事人员需要一个充满阳光雨露的文化精神世界，外交部也需要打造自己对外的文化软实力。

3

老外交官们的作品以回忆录为主，目前市场上此类著作已出现饱和状态，许多同志也感到没有多少新东西可写了。回忆录不能离开事实，小说则是以虚拟为主。外交的保密性和敏感性很强，许多事件常常成为禁区。但是通过虚拟的人物、背景、情节，许多不能写或不便写的内容便可以表述出来，这就为外交官们开辟了新的、巨大的创作空间。

“外交文学”的概念提出后，受到各方关注。最后，外交笔会议定：“外交文学”的难度较大，暂予搁置。我期待“外交文学”声音再起的一天。

- 未完待续 -

出处 | 《踉踉跄跄 一路走来——杨冠群自述外传》

（本书出版于2013年）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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